我的人生之路 ——云南省志辦近代史專家張曙東自述

我的人生之路

——云南省志辦近代史專家張曙東自述

回望過去，那崎嶇不平，坎坷曲折的道路，留下的都是自己的腳��；遙看未來，那充滿生氣，充滿光明的時代，則有一種無形的力在推動著我繼續前進。

我，張曙東，一個名不見經傳，事不見都市的農家子弟。有誰能相信，我是一個到了20歲還沒有進過校門的人，今天卻步入了廣闊的史學領域，成為一名敢向那些所謂“絕對權威們”挑戰的研究工作者。被史學界的權威們親切地稱為云南省地方志研究的專家。

1934年農歷八月二十一日，我帶著不幸的命運，降生在陸良縣東區郭家圩，即今陸良縣三岔河鎮天寶寺辦事處一戶食不飽腹，衣不蔽體的貧寒家庭。滿月時，母親請一位姓杜的瞎子為我算命，說：“‘八字’不好，養不大，要給別人抱去做兒子才能養得大，但不能讀書，只能盤田�！庇谑�，我未來的前途，被杜瞎子蒙上了一層陰云。因此，在自己的整個少年時代，都與校門無緣。值得慶幸的是：母親不忍心把我送走，才使我有了今天。

今天，我已進入75歲。古詩云：“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而我卻在這“黃昏”中，不斷地向遠處的那座大山走去�？鬃诱f：“登東山而小魯國，登泰山而小天下”。我要登上遠處的那座大山，看看我的故鄉陸良有多大，看看我們云南有多大，看看我們中國有多大，還要看看人類共有的世界又有多大！

我的人生之路，就是這樣一條從家門口出去，一直在崎嶇中攀緣，在坎坷中滾爬的艱辛之路。

1942年，我有8歲，祖父去世了，這對我們全家而言，是晴天霹靂。因為祖父是全家的“總統”，他的去世，是全家的不幸。正由于如此，鄰居們都說：“這家人完了！”祖父是郭家圩的能人，拿起筆桿能寫字，拿起鋤頭能種地。栽培果木，植樹造林，為全村之冠；修橋鋪路，造船蓋房，為眾人之首。父老們稱他“孔明”，頗受尊敬。我的父親是教書先生，不管家務；我的母親，一字不識，管不了家務。故云“完了！”更使人不可理解的是：祖父的長子、我的大伯，他的父親死了，不但不負任何責任，袖手旁觀，反而還從我們家拿走2.5工口糧田和半間大瓦房。另外還請來一個說客把我家的一條楸木漁船料子也拿走。一些村中的長輩們看不過意，在背后議論：“大的，死了老子發大財；小的，死了老子欠大賬�！碧鞜o絕人之路，在“這家人完了”的議論聲中，我的母親站起來撐起了全家人的大廈。她認為我的祖父是一位有功有德的族中長者，不能因為窮就隨便發送上山，要辦了對得起他老人家，不要讓別人說閑話。于是向外借債發送祖父。而我為了抵外債的利息，祖父發送上山以后，就去幫人家放牛了。奇怪的是，過了幾十年以后，發大財的大伯餓死在家里，欠大賬的父親則有10個孫子、孫女大學畢業！

公元1946年，我幫人放牛已近4年，雖然幫的是親戚，又由于勤奮愛勞動，待我如親生子，可是，我從出去的第一天開始就一直想著要回家。栽上秧不久的一天晚上，我終于不顧一切，不辭而別，逃回家了。今天想起來還深感慚愧！當晚我不敢進屋，是躲在多年失修的耳房樓上堆的稻草里睡了一夜。為了得到母親的原諒，天剛亮我就下田薅鴨跖草，母親打開門一看，大吃一驚，“這是哪個！”走近一望，是我，她感動了，叫我回來。從此就開始在自己家里，利用休息時間自學文化。我的啟蒙老師是我的大哥，我的學習課本是我父親春節寫了貼在門上的對聯，諸如“日月光天下，山川呈古今”；“江村如畫里，山曉望晴空”等等。隨著時間的推移，我逐步能夠看報、看書、寫日記。在自學中迎來了家鄉的解放！

1953年我被選為積極分子參加縣委培訓班，工作組的同志特意介紹請我給要求入黨的積極分子寫申請書。他們說我寫得好。而在我的申請書上，文化程度一欄里，卻寫著沒有上過學。被工作組組長王老滿、副組長王華蓉、組員袁德明同志誤認為不老實，專門到村里挨家挨戶調查，結果證明我確實沒有上過學，從而使他們對我更加親切，說我至少有初中畢業的文化程度。

1954年10月10日，我的人生之路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離開了農村，走上了工作崗位。當時，黨支部書記阮光照同志三次登門動員我出來參加助征，但我的母親不同意。因為我雖然上有哥哥，下有弟妹，在我母親的眼里，他們都不如我“辣燥”（能干）。幸虧我大哥開導說：助征只是三個月，萬一留下來，就比農村好得多了。于是，讓我出來了。

助征確實三個月結束。在這三個月中，我先后到過趙家溝、三岔河、麥田（今宜良九鄉地界）等村征糧。他們羨慕三岔河糧店會計念朝金同志能夠雙手打算盤，我利用業余時間，一個月就學會了雙手打算盤，至今沒有忘。

助征剛結束，我就被調到麥子河水庫工地，負責全工程的糧食供應、調進售出，總計幾百萬斤，沒有發生過霉爛變質和賬務差錯。工作沒有時度，有時候夜間馱糧的馬幫到了，也得點著汽燈收糧。水庫建成后，我被調到莊上糧店工作，也是我一個人，又賣糧食，又搞保管，要匍匐鉆進地樓里清掃灰塵，又嗆鼻子，又刺眼睛，但我還是按照要求完成任務。

大約是1956年的7月，我被調到中共陸良縣委肅反辦公室搞專案工作。這是一項我從未接觸過的工作，只有決心學透中央五人小組的文件精神，才有條件做好這項工作。文件精神的內容是：一、認定歷史反革命和現行反革命的政策界限；二、專案人員必須具備黨性強，覺悟高，辦事公正，工作積極等條件。并要求每一個同志都不能帶著個人恩怨和私心雜念辦案。由此我就想到：任何一個審查對象其罪惡的形成，在兩軍相爭，兩黨相斗的歷史條件下，一般來說都是集體的行為。所以，我出去調查，只叫調查對象寫出當時當地發生的事件經過，參與的人員名單，起主導作用的骨干等，不說我來調查誰，你給我寫誰的材料。因而，得到的材料真實可靠，受到我的直接領導保開華同志首肯。中央規定：外出調查必須兩人以上。而我外出調查只是一人。保開華同志說：“經過縣委五人小組和地委五人小組研究，組織信任你�！睂Ξ敃r的我來說，真是莫大的鼓舞。在一年多的肅反工作中，我沒有出現過任何刑、訊、逼、供，冤假錯案，辦一件，是一件；辦一件，了一件。肅反運動結束時，我被選送到云南省財政干部學校學習。

入校學習，對我而言，這是天賜良機。經過8個月的努力，結業考試，初中數學我考得96分。

1958年大躍進，我被選送昆明地質學校學習找礦，結業考試，我得到全班第三名。當時上面來通知，經過原單位推薦，選送一部分學員上大學。被選送者，有幾名不如我，我想：他們能上大學，我更應該上大學。于是，使我第一次產生了上大學的念頭。

故鄉，本來是自己的衣胞之地，是不應當對她產生厭倦情緒的，可是，我在上地校之前，在召夸看到用持槍的武裝民兵押解群眾下地勞動使我感到有種說不出的難過和苦惱。我回到馬街，被派往大龍潭調查群眾的“叫糧”問題。調查結果，令人寒心。大龍潭一夜之間消老墻土作肥料，被破壞得亂七八糟，家家的屋子都通向外面，破爛不堪。當時，全村群眾都上山種洋芋，我便上山挨家挨戶查看他們吃的是什么？查看結果，家家戶戶吃的都是野菜。每家的砂鍋里，不僅找不到半粒包谷、大米，甚至連蘿卜纓子都沒有，煮的全是野菜湯，使人寒心�？墒俏一氐今R街公社匯報時，縣糧食局局長卻大發雷霆，說：“在別人的眼里，是一片光明，在你張曙東眼里，是一片黑暗！”我想完了。幸有公社黨委書記保開華和大龍潭黨支部書記王云柱二位同志為我解圍，說：我們家就在那里，確實沒有吃的，小張的調查基本上符合實際，是不是還有個別自發勢力嚴重的人有糧叫苦，倒不敢保證。糧食局長則怒氣沖天，大聲叫道：“不返銷！一顆都不返銷！”沒過幾天，大龍潭就造成了嚴重的餓死人現象。我當時難過極了，自問？為什么在這里沒有講真話的地方？于是，又產生了離開陸良的念頭。同時還得知：我大哥當生產隊長，公然將我母親逼上龍海山開荒，留下兩個弟弟，又餓又想娘，整整苦熬了半個月。這使我感到：家鄉不是我呆的地方！

1960年5月，我申請報考大學，申請書是以“破釜沉舟”的決心寫的，即“自愿報考，擇優錄取。不需領導照顧，不要單位保送�？嫉蒙暇腿�，考不上回家種田�？荚嚻陂g的一切費用自己負責�！奔Z食局長不但不收我的申請書，而且還說：“你沒有資格考大學！”但是，天無絕人之路，卻得到了縣委糧食辦公室秘書陶于諶和糧食辦公室主任沈潔兩位同志的幫助，把我的申請書直接給縣委副書記張登高同志親自批示：“同意報考�？嫉蒙暇腿プx書，考不上仍回原單位工作�？荚嚻陂g的一切費用由單位報銷�！蔽疑衔缃簧先サ纳暾垥�，下午就批下來，使我激動萬分。陸游說：“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边@好像指的就是我。如果張登高同志按現今某些領導人的工作習慣，批上“尊重基層單位的意見”那我絕對是徹底完了，真的是會應驗杜瞎子的話：“只能盤田”。因為我在曲靖復習考試期間，縣糧局已把我“精簡”回家了。不過人生的道路都是由兩個主要因素構成的，即主觀因素和客觀因素�？陀^上得到縣委書記的批準，主觀上由于多年的刻苦自學，在曲靖復習期間，又得到謝楚老師的幫助，并請吳子南老師輔導，結果考上了，考在云南的首府大學——云南大學中文系本科，攻讀漢語言文學專業，這是我人生道路的第二次大轉折。在4年的學習中，本班有13名同學有三科不及格和其他原因，被勒令退學，而我則以優秀生畢業，推薦考研究生。雖然我和被推薦的4名同學都沒有考上，但是，使我看到了云南大學與北京大學、山東大學的差距。本來我是想將自己學到的知識傳給邊遠山區的青年子弟，到那里當一名普通的中學教師，為此，《云南日報》還報道了我的事跡和志愿。想不到我卻被本省分配畢業生的最高機關云南省人事局提前抽走了，而我想當教師的愿望也從此破滅了。

當時很多同學都羨慕我，說能在省級機關工作真是太好了！可是，好景不長，1964年畢業，1966年就發生“文化大革命”。我先后到思茅省第四“五七”干校和普洱農村插隊落戶。在干校，我成為本單位最強的勞動力，特別是在山坡上拉柴火，我是騎三輪車的能手。在農村，我成為“貧下中農”最歡迎的“下放干部”�！靶〈捍蟾锩�”，我作為整黨工作組的組長，派到西薩大隊，純屬山區，都是石灰巖的地質結構。為了確保大春收成不受損失，準備把小麥搬到山上種。為此我先找鳳陽公社黨委書記陳文明同志私下交談，他同意我的做法，但要求路邊的那三塊田還是要把水撤干種上小麥，以防別人告黑狀�；氐轿魉_后，我又約請黨支部書記吳官見同志上山作了兩天的實地查看，并了解到1958年大躍進種過小麥，有收成。臘水田種小麥，實際上是一種破壞。種小麥又不強調面積，只要求種了多少斤種，這樣，就使我“弄虛作假”獲得了成功。而西薩隔壁的千岡村，工作組把麥種堆放在田里，結果，不但損失了麥種，而且臘水田被破壞了。吳官見說：“張同志要是長期留在這里，我們就有飯吃了，不需要每年春季背著黃口袋跑到勐臘討糧！”千岡人則說：“你們這個張同志為什么這么好？”

在思茅和普洱，我也遭受了兩次災難。在思茅，在學習“九大”精神和北京“六廠二�！敝ё蠼涷灂r，當中談到軍隊對地方的“造反派”要“一碗水端平”，我認為云南端偏了，用簡單的絕對化否定一派，肯定一派，造成如此嚴重的惡果，是云南人民的一種悲劇。結果被打成“四干校右傾翻案的頭號人物”，受到解放軍全副武裝在我的床四周監視、看守。而我天生瞌睡大，倒在床上就睡著，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至今仍然如此。監管了一個禮拜后就搬走。說有問題的人是睡不著的，意思是說我張曙東沒有問題，因此解除監管，撤走武裝。由此可見，好睡也成了免除迫害的一種法寶。在普洱，1971年清查所謂反革命組織“5•16”，他們又搬出思茅的問題把我列入重點對象，限制人身自由。但是，沒過多久，林彪事件發生后，我就徹底得到“解放”了。

事實上，我是本單位認為的好干部，1968年12月成立革命領導小組時，我是省級機關唯一一名由兩派共同推薦進班子的群眾代表。在十年“文革”內亂中，包括在思茅、普洱受到的兩次迫害在內，都沒有任何一個人罵過我一句，奪過我一指頭。為什么呢？我認為對人對事要誠信公道。這是我人生道路的一條重要經驗。

1972年的上半年，我被分到國防工辦所屬曙光機械廠政治部搞人事工作，臨走前一些同志來看我，其中普洱縣武裝部的太科長說：“我告訴他們：留下來的不是有問題的干部，而是一批好干部，現在證明了�！�

曙光機械廠是個總裝廠，2000多名職工，1975年進行整頓，我被調到全廠的老大難單位運輸科任黨支部書記，我從自己做起，堅決制止公車私用現象，經過一年的整頓，變為全廠的先進單位，此后又調技術科任黨支部書記。

1979年3月調省僑辦政治處工作，是原省人事局老領導落實政策，恢復工作后，通過省革委直接調的，但到了僑辦，讓我調查一位副處長的“三種人”問題，經過一個月的詳細調查，不存在“三種人”的問題，僑辦黨組很不滿，重新組織調查，有五人參加，干了三年，沒有突破我一個人調查一個月的內容，使機關的很多同志對我稱贊不已，說：“張曙東太正派了�！�

1984年7月，這是我人生之路的第三次大轉折，經過反復要求，第一次由自己選擇了最后的歸宿——調省社科院從事云南的地方志編纂工作，并曾擔任省志辦公室黨支部書記和社科院老干黨支部組織委員。于是，又遇到了在僑辦遇到的問題：叫我查一位同志的“三種人”問題，我查了不是“三種人”，又引起了有關領導對我不滿。然而，這一切都無所謂，我主動要求調社科院，不是想當官，而是想從文，我不能投其所好，看領導人臉色行事。

經過24年的實踐鍛煉，我已由當年的政工干部變成了今天的研究人員。

我的第一篇文章《略談云南華僑的歷史起源》，發表后，受到全省僑務界的一致肯定。

我的第二篇文章《滇軍血戰中條山》，于1985年8月17日在《云南日報》上發表后，真叫做雙手推出滿輪月，一石擊起千層浪，引起了抗日英烈們的親屬子女巨大的轟動。他們通過《云南日報》找到了我的單位和住址，紛紛來信來訪，表示感謝。其中第12師師長寸性奇（云南騰沖人）的嗣子寸品德老先生，80多歲高齡，先是來信說：“臺端想必與先父過從甚密，能寫出當年如此真切的場景�！崩^后，不遠千里來到我家里感謝。說沒有我，老三軍的抗日偉業將會永遠埋沒下去。軍長唐淮源（云南江川人）的兒子唐伯華（高級工程師）從南京無線電廠來信說：“張先生能言人所不敢言，難能可貴！”第5集團軍總司令曾萬鐘（云南大關人）在昆工、煤炭廳工作的教授、高工等多名子女一起登門致謝。說曾總司令臨終時唯一不放心的就是為抗戰而犧牲在中條山的云南健兒得不到社會的承認；因為第三軍是當年的護國第二軍，是具有光榮傳統的一支云南部隊，北伐戰爭中打敗吳佩孚、孫傳芳兩大軍閥，功勛卓著；抗日戰爭爆發，最先奔赴華北戰場，舊關殺敵、晉南肉搏威震天下。守衛黃河北岸的抗日根據地——中條山近三年，先后打退侵華日軍12次大規模軍事進攻。第13次，侵華日軍總結了歷次失敗的教訓，調集了20萬地面部隊和400多架空軍飛機及大批特種部隊，從中條山的五條路口進攻，而守衛中條山的兩個集團軍和一個游擊縱隊，則被他調，只留下老三軍等少數部隊。因此，于1941年5月7日開戰，至13日，師長戰死1人，軍長戰死，所屬宮秉藩第34師投降，導致了全軍失敗。曾總司令認為“老三軍保持了國格、人格，打出了滇軍的軍威，也打出了中國的國威，雖敗猶勝�！蹦讼蜃罡呖傤I導蔣介石提出“應在中條山為老三軍立紀念碑”，得到采納，準備抗戰勝利后在立�？墒�，抗戰勝利后，內戰爆發了，新中國成立后，更是提都不敢提。1968年病故，曾總司令就帶著這一遺憾和家人永別了�！艾F在，張老師在報上發表出來，我們的父親在九泉之下瞑目了！”就在1985年，云南召開紀念抗戰勝利40周年學術研討會，我寫了《云南抗戰大事記略》和《馳騁華北戰場的滇軍健兒老三軍》，被大會主持人稱為“填補了云南的一大空白”。

來自社會上的感謝和贊譽，對我而言，固然是一種鼓舞。但是，工作并不順利。在業務學習時，我說：要編好云南的地方志，應當首先學習云南的歷史，結果遭到了圍攻。他們說，編寫地方志怎么會把歷史攪在一起？我講課涉及到云南的護國運動和抗日戰爭，他們召開會議扣我的大帽子，說我違反了四項基本原則�？墒�，地方志就是地方史，而且是全史，是通史，是實而不虛，述而不論的信史，指責我的人至今沒有弄通。至于肯定抗戰，更是史學工作者應有的史德。2005年胡錦濤總書記明確表示，這是全民族的抗戰，當然也就不存在違背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批評者們至今也沒有弄通�？傊�，在人生的漫長道路上，各種各樣的思想都會碰到。我的態度是避開，繞行，不必與其直面爭論。正如莊子所說的：“盲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別人不理解的問題，不必多費口舌；自己認為對的，不要輕易改變。這是我的切身感受。

我在指導多達16部省志分志的編寫工作、涉及40多個單位，深深感覺到，不了解云南歷史，來指導云南的修志工作，就像一個看不見光明的瞎子去領著別人走路一樣，不僅使自己跌進坑里，而且還將別人拉進坑里。如我指導的云南《經濟綜合志》，是由省計委、省經委和省統計局三家合修的，按照省志辦制定的《編纂條例》“橫排縱述”，反映不出各個時期云南的經濟狀況，我提出“縱排縱述”的方案，即民國時期的云南經濟、新中國成立后的云南經濟，其中又分民國前期的云南經濟、抗日時期的云南經濟、內戰時期的云南經濟、恢復時期的云南經濟、大躍進時期的云南經濟、十年“文革”的云南經濟、改革開放時期的云南經濟等等，受到三個單位的一致贊同，認為這樣編寫才符合云南實際，也才能反映出云南各個歷史時期的經濟狀況和地方特點。這樣做，雖然違背了省志辦的《編纂條例》，但是，出版以后，卻獲得了一等獎。

又如《電力志》、《機械志》、《農墾志》、《化工志》、《煤炭志》、《黨派志》等，除了綜合記述之外，我還請他們對所屬各個企業作必要記述，這樣既有其廣度，也有其深度，更具有資治、教化、存史的價值，被他們稱為名副其實的修志專家。

《中共云南省委志》，是一部極富權威性的重量級大志，160萬字，我受聘擔任特約編輯，我不僅完成了全志的統稿任務，而且還根據自己掌握的資料，對省紀委提供的“文化大革命”和省委黨史研究室提供的“民主革命時期”的志稿，全部打亂重寫，結果得到兩大單位的充分肯定。他們說：改得好，我們完全同意。

我在完成上述任務的同時，還受聘擔任《云南省志•大事記》的主編，于2004年正式出版，64萬字，其中從戰國時期莊蹻開滇到1985年的兩千多年歷史，全部是我執筆編寫的。主編云南《大事記》資料選集上中下3冊80萬字，斷限1949~1985年，由我執筆編寫的有63萬字�！妒≈�•人物志》入傳786人，其中由我執筆撰寫者30余人，是為人物志提供稿件最多的。我寫的人物傳有兩個特點：一是鮮為人知的歷史人物，二是別人不愿寫的歷史人物。例如新疆總司令牛實，祖籍云南陸良，1912年應新疆省主席楊增新（云南蒙自人）的邀請入疆，1933年農歷春節在反對民族分裂，維護祖國統一的斗爭中遇害。楊增新前他5年，于1928年遇害。云南這兩位捍衛祖國統一的愛國者都在新疆獻身了。又如盧漢和平起義的重要聯絡員、血戰臺兒莊的戰地服務團團長、實地拍攝滇軍殺敵的慘烈悲壯場面而受到盧漢器重的宋一痕（云南晉寧人）以及曾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書記謝富治、云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譚輔仁等。我認為被埋沒的人物應該發掘，出了問題的人物應該看他一生。

此外，在新編云南地方志中，我還為省委志寫了《概述》和《云南剿匪》兩部分，為《黨派志》寫了《中國國民黨云南地方組織》，受聘擔任《云南省志•鄉鎮企業志》副主編，負責全志的統稿，并制作了大量的數據表格。

在編寫地方志的理論探討和研究方面，先后發表了數十篇文章，其中有在《中國地方志》刊物發表的，有在云南地方志刊物發表的，也有在地州市縣地方志刊物發表的，并有多篇獲獎。

在歷史、人物方面發表的文章更多，其中包括陸良爨氏大姓諸人傳略、民國時期全國著名法學家張耀曾（云南大理人）、《云南的謝晉元——趙琛》（云南晉寧人）、陸�？杖�軍參謀總長朱培德（云南安寧人）、抗日將領黃仙谷（云南昌寧人）等省志人物志出版前發表的人物傳略及與人合寫的《云南抗日戰爭史》滇軍出征部分、辛亥革命昆明“重九”起義、護國運動、護法戰爭、東征、北伐等一系列文章和著作，250余萬字。尚有未刊稿《唐繼堯傳》、《朱培德傳》、《還我河山  洗雪國恥——中華民族偉大的八年抗戰》約為150萬字。

本人退休以前，國家的專業技術職稱評定處于不正常狀態，只評給副高，即副編審。但是，如果沒有共產黨的領導，沒有新中國的建立，就沒有今天的張曙東。想到這里，曾經為我鋪路架橋，沖關排險的阮光照同志、陶于諶同志、沈潔同志、張登高同志、謝楚老師、吳子南老師又浮現在我的眼前。飲水思源，我是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的。